【“科学家精神”学习月】王永志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领头人”——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王永志，男，中共党员，1932年11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导弹设计专业，1992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5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工作。

王永志1961年回国以来一直从事航天技术工作，先后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主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曾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第二代液体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固体战略火箭和地地战术火箭总设计师和研制总指挥，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等型号总指挥，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地火箭系列总设计师，1992年11月至今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是航天技术专家，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40多年来在我国战略火箭、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在科学技术上的突出贡献主要有：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他作为重要的技术骨干，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在中近程、中程和洲际火箭的研制工作中为增大射程，提高实用性能，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二代战略火箭研制的主要技术带头人，在新型液体远程和固体远程两种战略火箭以及地地战术火箭的研制中，为实现火箭技术更新换代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研制时间仅为18个月，首次发射取得成功，使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一举由2。5吨提高到9。2吨，实现了火箭技术的巨大突破。

1992年以来，他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为2003年10月16日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实现载人航天的历史性突破，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7年起，他作为“863”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制定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1992年1月，他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主持拟制了该工程七大系统的技术途径和主要技术方案。1992年8、9月，他代表论证组先后向中央汇报了工程主要技术方案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均被肯定。工程立项后，他即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主持了工程方案设计、初样研制、试(正)样研制和无人飞行试验，以及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技术工作，在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提出对各系统技术要求、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他是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既能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又较好地把握了大局，将一大批热爱祖国、技术过硬的科技人才团结在一起，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了一支优秀的航天科技群体。他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

王永志院士热爱祖国，将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老一辈专家的悉心培养下，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航天技术专家。40多年来，始终奋斗在研制试验的第一线，树立了较高的威信，为祖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航天科技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两项，1999年获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遨游太空的杨利伟自主走出舱门……这一瞬间，祖国各地沸腾了！

此时，一位年逾七旬的老者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或许很多人对这位谦逊低调的老人连名字都不知道，但他对中国载人航天的贡献绝不可磨灭，他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领头人”——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即使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今天，面对“当之无愧”的称赞，王永志仍然保持其一贯风格：“荣誉属于整个群体，我是代表大家领奖的。”

转折

“如果没有小学老师刘汉甲，我会是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刘老师在我人生十字路口上起了决定性影响，改变了我的一生。”

出生在辽宁农村的王永志，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当时家里穷，兄弟姐妹又多，我能上小学已很难得，但到1945年5年级时学校停办，我只好回家务农。后来我们县创办中学，刘老师赶快千方百计通知我，他还找到我大哥说：你可别把这孩子耽误了，这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就这样，我再次踏入校门。

但王永志并非从小立志于航天，出身农村的他对农作物特别感兴趣，总是梦想改良物种，当一名生物学家。但现实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抗美援朝时期，王永志经常听到空袭警报，因为美国的飞机时常侵入我国领空。

“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了飞机就有保障，如果连国防都不行，那改良物种还有何用?所以在1952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我就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从此走向国防建设。”

1957年，又是王永志人生的一大转折点，被他称为“难忘的1957”：这一年，他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改学火箭导弹设计，而1955年被派到这个学院时学的是飞机设计;前苏联的人造卫星在这一年成功发射;他回国后所长期奉献的单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也在这一年成立……

“正是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这一次次转折，我才从一个孤苦无助的农村孩子，逐步成长起来。”王永志说。

1961年，王永志回到祖国，一直从事航天技术工作。40多年来在我国战略火箭、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做出重大贡献。

跨越

“我们做火箭的，最后一定要把人送上天。”这个梦想一直萦绕在王永志心头。

1992年，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有了圆飞天梦的广阔舞台。然而这又谈何容易：1992年论证时，预计要经过10年左右，到2002年我国的飞船可以上天，到那时前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已经41年。

“如何面对40多年的差距?如果我们再去搞一艘和别人40多年前同样水平的飞船，它能极大增强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吗?我们还能有激情吗?因此，我们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跨越!”谈到跨越式发展的大思路，王永志雄心满怀。

当然航天人也深知：跨越并非易事。因为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技术最复杂、难度最大的巨型航天工程，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这些领域的高新技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前苏联和美国在研制载人飞船时都经历了体积由小到大，乘员从单人到多人，结构由单舱到多舱的发展历程。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提出搞三舱方案，刚开始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曾觉得三舱不如两舱简单、保险，加上第三舱就复杂多了。当时要统一大家思想还挺难。”王永志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一开始就瞄准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载人飞船。

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号飞船，由推进舱、返回舱、轨道舱和附加段构成，返回舱返回后，同国外废弃轨道舱的做法不同，“神舟”号飞船的轨道舱可留在轨道上，作为一颗科技卫星继续进行空间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

“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要让它和后面的工程一步一步衔接起来。也就是说，我迈出左脚，不仅仅是为了向前跨进半米，同时也为迈出右脚找到支点。”王永志作为总设计师，处处体现出总体和大局的意识。

轨道舱的多适应性为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试验创造了条件。美苏两国的交会对接试验是先发射一艘飞船到轨道上，紧接着再发射另一艘，与前面一艘对接。而我国是把轨道舱留在轨道上，做对接试验时只要发射一艘飞船去与留轨运行的轨道舱对接就可以了。

“要说跨越创新，这个多功能的轨道舱应是主要标志之一。”谈起这一点，王永志颇感自豪，“同时，在跨越大动物实验阶段、航天员的安全性设计等多个方面均体现了创新的思路。”

“王永志作为总设计师，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提出对各系统技术要求、关键技术攻关、重大问题处理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永志的同行这样评价他。

国外曾有人说我国飞船照搬了他们的东西。而当王永志在莫斯科介绍完中国载人航天的特色和技术特点后，“联盟”号飞船的总设计师米申院士情不自禁地大声说：“中国飞船不是‘联盟’号，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

“中国飞船就是中国飞船，没有什么抄袭之嫌。这是国际航天界权威的评价。”王永志说。

圆梦

2003年10月16日，“航天英雄”杨利伟返回祖国大地，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看着杨利伟自主从返回舱里走出来，我非常激动，当时我流泪了。我这一生因为激动而流泪的次数不多，像这样控制不住地流泪，是极少有的。”王永志完成了他这项“压力最大的任务”，至今谈起圆梦时刻仍是激动不已，“我们不辱使命，取得了成功。”

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想一朝实现，杨利伟乘坐的“神舟”号飞船功不可没，而将飞船送入太空的火箭更是劳苦功高，如果火箭没有足够的运载能力，则无力将飞船送入太空。而王永志在运载火箭研制中所做出的业绩同样令人瞩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作为重要的技术骨干，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在中近程、中程和洲际火箭的研制工作中为增大射程，提高实用性能，解决了大量技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二代战略火箭研制的主要技术带头人，为我国实现火箭技术更新换代做出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他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研制时间仅为18个月，首次便发射取得成功，使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正是由于长期的积累，才可使千年梦想一朝圆。

“如果有机会再做一次选择，你还会选择航天吗？”

面对提问，王永志的回答颇能体现航天人的风格：再选择一次人生，当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如果我还能为我国的载人航天，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多做一些事情，多工作几十年，那是我最大的希望。其实我们这一代航天人都有这样的愿望。探索宇宙、开发宇宙无期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更多的工作，进一步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妻子王丹阳是梦圆太空的动力

在中国航天界，他有着常胜将军的美誉，在40多年的航天生涯中，他领导指挥的所有发射任务全部成功。正是他和老一代航天人的努力，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用10年时间跨越了国外40年的航天发展路程。他就是中国航天领域知名的火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鲜为人知的是，王永志背后有一位“高级情报员”妻子王丹阳，是她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和生活。

1、爱情在莫斯科悄然孕育

1952年，王永志如愿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因为表现优秀，他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也许人生就是一种缘分，在北外留学预备班时，王永志认识了同班同学、眼神中藏着上海女性的机灵与细腻的王丹阳。

新中国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深深感到人才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先后向当时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一万多名。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留学生。1955年到莫斯科后，王永志在航空学院，王丹阳在石油地质学院，同学的友情逐步发展成爱情，他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对倾心相许的恋人相约回到祖国就结婚。

王永志是个农民的儿子，但不久他就被选为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1957年秋，聂荣臻带领中国代表团去苏联谈判，中苏正式签订协议。当日，王永志受到了陈赓大将的接见。原来，苏联答应为中国培养原子弹、导弹专业的留学生。从那时起，王永志从飞机设计专业转为导弹专业，而且仅他一人。

1960年，王永志回国在火箭研究院实习，正赶上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王永志是6年制的，还有一年才毕业，却回不去了。这时，王丹阳毕业了。这年9月，王永志和王丹阳在北京结为伉俪。但是他们新婚第四天，王永志就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回苏联继续学习。

原来，国家从战略上考虑，决定让国防专业的重要科系各派一个人回去完成学业。莫斯科航空学院主要的五个系，一个系回去一个人，火箭导弹设计专业指定王永志回去。临行前，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重返苏联的为数不多的留学生。

国家怎么安排怎么干，王永志没二话，就又回到苏联学了一年的导弹。重返莫斯科，让他感到最幸运的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令他受益终身的老师——米申，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火箭总设计师。当米申得知有一位品学兼优的中国留学生要来学习时，他主动向校方提出要求：“中国学生王，我要亲自带，亲自指导他作毕业设计。”

后来王永志毕业回国之际，米申教授特意前来挽留他，米申说：“你愿不愿意继续做研究生，你要做研究生，这对苏联来说可是个破例。这个专业保密，是不收外国留学生的，但是你要想做研究生，我给你做导师，你们大使馆方面我可以去说，我们政府方面我也可以去说，争取给你破例。”然而，王永志谢绝了米申教授的好意，他说：“谢谢老师多年对我的培养，可我们中国急需这个专业的技术干部啊!”

学校副校长克里莫夫也找他谈话：“你是学校破格允许读火箭导弹专业研究生的第一位外籍学生!应该珍惜这个机会。”王永志又婉言谢绝了。临别时，克里莫夫和他开玩笑说：“你执意要回国，是不是想你年轻漂亮的妻子了?”这话把王永志也逗笑了。王永志归心似箭，他要立即投身到祖国的国防建设和航天事业中去。

2、妻子是梦圆太空的动力

王永志日子变得很不好过了。尤其是1974年，在空军部队的弟弟因林彪“9·13”事件受到审查，他自己也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关押期间，他的有关火箭的所有资料通通都被没收。为了不荒废专业，他坚持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回忆各种程序、公式和数据，把脑子当稿子，反复推敲各种导弹设计方案和技术难题。

1975年的一天，王永志在替三线一个单位装车时，不慎脚趾让一台机器压成了粉碎性骨折。他行动困难，不能继续劳动了，只好在家休息。这时，担任“331工程”(我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工程)“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师的谢光选来了，他说：“国家决定上"331工程"。这是个新课题，我们都没有搞过。有些基础理论、概念、工程系统都不太清楚。现在很需要对此搜集点资料，作些研究。如果你来干就太好了。”

王永志早听说国家已经决定上同步通信卫星工程，他当然知道这是人们实现飞天的关键一步。他正愁满腹才学无处施展，听谢总这一说，喜出望外，欣然应命。

从此，他在爱人王丹阳的协助下，天天钻图书馆、资料室，搜集、翻译、整理、研究。1976年唐山地震，整个宿舍楼的人都跑到地震棚里来了，只有他们夫妻俩还在屋子里写呀整的。长达47万字的《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一书，在王永志、王丹阳夫妻通力合作下，赶在“331工程”第一次方案论证会前夕出版了。

1984年4月，“331工程”——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在设计方法、技术管理、材料和工艺，以及安全措施等方面，很多地方都采用了王永志、王丹阳所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一书中的内容。这本书还获得了国防科工委重要科技成果三等奖。

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两年后，又经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批准，62岁的王永志从航天部紧急调入国防科工委。

王丹阳不仅在工作上支持王永志，在家庭生活上，更是“不用说”。“以前，我们俩配合默契，她下班下得早，回去之后先把蜂窝煤炉点着，我下班之后买菜，这时候炉子正好也着了，我们两个一起做饭。”提起那段生活，王永志笑了，笑容中也夹杂着一些愧疚，因为当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之后，“我老也回不来，她就老在家里等。老等老等。我啥忙也帮不上了。”

由于压力大工作累，王永志累得住进了医院。

王永志平常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养花。他家的阳台上养了很多花，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生病期间最不放心的，除了飞船，就是他的花了。他几十年来从未住过医院，那次住院，他不得不离开了他心爱的花，于是他把照料花的重任交给了老伴王丹阳。老伴不负使命，每天伺候他的花，就像伺候他们的孩子，他从医院回来后非常满意。

王丹阳对丈夫生活与事业的关爱和支持，也感动着家里的晚辈。女儿曾这样说，“我妈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地在保护着我爸爸!”

3、搏击路上有伯乐和情报员

千年飞天梦想，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说起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王永志不会忘记自己事业上的恩师——我国航天科技老前辈钱学森。当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后，王永志立即打电话向钱学森汇报：“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任务。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年轻的新面孔上。在场的专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能量就不够，你还要往外卸?”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

但这个名叫王永志的年轻人并不就此甘心，他想起了坐镇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大科学家钱学森，于是在临射前，他鼓起勇气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房。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听完了王永志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3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

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几十年后，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还提起这件事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面对成绩，王永志总是谦虚地说：“荣誉属于整个集体。”这个集体中其实也包括他的妻子王丹阳。王丹阳1960年回国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夫妻两地分居12年。为了支持丈夫，王丹阳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和两个女儿的抚养;调回北京后，又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凭着一股钻劲，掌握了俄、英、法、日等语言，改行成为我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第一批研究员。有人问王丹阳为什么轻易就改行了呢?她说：他比我行，为了他，我甘心牺牲自己。

从此，王永志的身边真的多了一个情报员。难怪王永志说：“丹阳可是我的第一大助手，她可查阅英、俄等数个语种的资料。我让她帮我查国外飞船上天前都做了哪些工作?发射成功多少艘无人飞船才上宇航员的?她很快就查出，苏联加加林上天前，发射了7艘飞船，其中2艘没入轨，而且加加林乘坐的飞船当时还没有逃逸设施。美国第一艘载人飞船上天前，做过21次飞行试验……”

王丹阳掌握的国际航天信息，王永志总是第一读者，无论是捆绑火箭工程，还是载人航天工程，妻子总会不遗余力地向他和他的团队提供国外信息。“她研究外国的航天，为中国航天事业服务，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别人说我科技前沿信息知道得多，其实得益于身边有个"高级情报员"。”王永志这话不假，不管他搞什么新型号，妻子都能及时提供有关资料。丈夫事业有成，贤内助也是成就不断，先后完成科技信息研究课题30余项，获得国家级和部级科技成果进步奖6项，20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王丹阳总是随着王永志的工作转，及时为他搜集载人飞船、航天飞机的情报资料。